体几乎没有交集，哪怕是所谓的士官三杰，在北洋将领看来也是些没有根底的幸进之辈。是当时的满清朝廷意图分北洋诸将之权推出的留日学生，自然就没有人会去跟这些人交往。

    可以说，共和党这班人其实和发动了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军官们层次差不多，假如没有吴川这个不知哪里蹦出来异数，共和党应当和湖北新军的革命军官的下场差不多，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一个有名望的前清官僚后，在革命即将成功的关头，被那些前清官僚勾结地方士绅清理掉。

    但是在东北，吴川不仅牢牢压制住了那些前清官僚，并一步步的把地方士绅给清洗掉了，最终把革命者组织了起来，变成了更为团结而有统一政治理想的共和党。到了这个时候，其他各方想要拉拢分化东北的革命者已经来不及了，而东北也自成格局，外人再难插足其中。

    渠本翘、曹师宪、乔映霞都是晋商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一部分晋商试图背靠北洋和革命委员会在外蒙掰手腕，拒绝了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对外蒙古债务重整计划。

    但是这些晋商所依赖的北洋政府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这么强势，而革命委员会在外蒙强势整理蒙债之后，还打击一批蒙古独立分子，在俄国因为欧战不得不向革命委员会做出退让后，那些不肯同革命委员会合作的晋商就遭到了莫大的损失。

    到了1917年，革命委员会越发强势，而北洋政府却开始日暮西山了，那些原本拒绝同革命委员会合作的晋商终于改变了态度，开始通过太谷曹家和张榕的关系向共和党投诚了。

    太谷曹家虽然是晋商，但是发家却是在关外，明末清初就在沈阳起家了。不过和其他晋商一样，太谷曹家抱着封建时代的商业理念经营自家产业，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已经不合时宜了。

    虽然革命委员会收回了日本在南满的经济特权，并通过大肆投资东北的基建和现代工厂，从而提升了东北民众的个人收入，促进了东北的消费市场的扩大。短时间内旧商号、旧钱庄、手工工场获得了一些好处，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对于商业的规范化，和扶持现代商业的政策，并开始对钱庄、票号进行整理，太谷曹家也意识到再不做出改变，恐怕就要被东北的市场给淘汰掉了。

    为了自救，太谷曹家很快就联合了想要向共和党投诚的晋商们向共和党靠拢了。这一次能够得到吴川的接见，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意外之喜，曹氏原本以为走到这一步还需要很久，毕竟他们没有如张家、牛家那样第一时间在共和党身上投资，此时再想获得对方的信赖，就要艰难的多。

    就在三位晋商的代表互相用眼神交谈着，都无暇关心这客厅内的摆设时，一阵脚步声突然在门口响起，看到宋云桐等三人停下交谈起身整装，渠本翘最先反应了过来，也起身向着门口望去。

    很快他就看到，一名穿着休闲西服的年青人走了进来，看起来这位要比传闻中的年轻的多，一瞬间他以为自己是认错人了，但是看到在自己面前颇具傲气的宋云桐快速上前问候，他终于确定这位年青人确实就是共和党的领袖吴川。

    就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乔映霞不由小声念叨道：“真是年青啊，只是看起来有些温和，没有传说中那么的跋扈么，倒是生了一双好眼睛…”

    渠本翘不得不回头给他使了个眼色，不希望这位再口无遮拦下去。虽说乔致庸选了这个孙子，是因为这个孙子类己。不过渠本翘觉得，乔致庸那种桀骜不驯、不拘礼俗是骨子里透出来的，而乔映霞的狂傲更像是来自于长辈的纵容。

    不过他很快就从乔映霞身上收回了视线，把目光转向了前方。此刻对他来说，只有吴川的举动才能调动他全部的精力，晋商不能再失去这个机会了。

    光绪二十九年，山西票号拒绝了袁世凯邀请向天津官银号入股，错过了第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光绪三十年，山西票号再次拒绝加入中央户部银行，错过了第二个机会。光绪三十一年，中央户部银行成立，不仅迅速在各地建立分行，还规定各省解部之款只能交由户部银行总交，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顿时急剧下降。

    户部银行之后又改组为大清银行，再次邀请山西票号加入，结果山西票号再次拒绝，从而错过了第三次机会。等到了辛亥革命，山西票号在各地遭到了打击，外蒙的商路也被切断，这时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才如梦初醒，向北京提出了申办银行的请求。只是又遇到了欧战爆发，熊希龄下台，此事又不了了之。

    1911年还有24家山西票号，到了1916年已有10家倒闭，1家改制成商业银行，只存13家苦苦支撑。没有了票号的支持，山西的商业也在从各地撤退，晋商群体实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渠本翘以为，能活晋商的只有面前这位年青人了。

    吴川和